从广州最靓丽的“城市客厅”花城广场出发，车行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番禺区新造镇。这里紧邻珠江主航道，又隔沥滘水道遥望广州大学城，相较周边的市景，更显出它的安静、悠闲。

这座小镇上，有一家与新中国同龄的照相馆，至今照常营业。颇具老成气息的红底金字招牌“新造照相店”，下方还有“1949年开创”的注释。显然，店铺也为此骄傲不已。

9月下旬，82岁的老店主甄楚然，欣然接待了南都、N视频记者的到访。街坊邻居们也亲切地叫他“然叔”，2018年，曾将他推选为番禺“诚实守信”好人。尽管已将店铺传给女儿，但他平时仍在店内接听来电，也能利落地操作复印和扫描设备。准备录像时，南都、N视频记者请他坐下来聊，能省些力气，他却和蔼一笑说“站习惯了”。长达75年的店史，还有更长的家族史，就这样被他娓娓道来。

从甄楚然的父亲开创新造第一家照相店，到甄楚然的女儿坚守初心接班经营，三代掌镜人，忠实记录着一方百姓精神面貌的演变更新，也铭刻了普通劳动者抓住时代机遇、发挥聪明才智、用双手创建美好生活的身影。

甄楚然接受南都、N视频采访。南都记者 侯婧婧 摄

新中国成立当年：自学技术开照相店

1942年，甄楚然在湖北武汉出生，以“楚”为名，也是为了纪念荆楚大地。

那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他的父亲从老家肇庆应征入选，进入广州黄埔军校集训，而后以青年军官的身份北上武汉抗战，出身武汉当地商人家庭的母亲，当时也在后方支援，两人因此相识。

甄楚然之父、新造照相店第一代店主甄耀焜。受访者供图

抗战胜利之后，甄父退伍复员，被分配到广州新造，妻子也泪别娘家，带着大儿子楚然和简易的家当追随而来。新造人热情、厚道，帮助这个“外乡人”家庭很快安顿下来，在这里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安居之后，便是乐业，并以此来回报乡邻。1949年，甄楚然7岁时，他的父亲凭借自学的照相技术，创设了新造地区第一家照相店，填补了这项服务的空白。

最初的店名叫“九如”，“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单数之极，象征“无数”，“如”就是代表称心如意。

说是照相店，其实只是在自家住地旁边的空地上，用几根杉木支起一个棚，上面搭上蔗叶防雨，一个竹栅栏相当于大门。店内只有一台相机，是甄母用一只陪嫁的金手镯，专程去广州跟人家换来的。

那时候，从新造往来广州只能走水路，即乘坐船艇，通常要花一整天。也因为创业本金来之不易，甄父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还曾提供上门拍摄，不言奔波劳苦。

上世纪五十年代，拍照对百姓而言尚属稀罕物，轻易不舍得拍，还有人畏惧相机镜头。甄楚然回忆，早期顾客大都是因为办理出入境证件、经营权属证件等，“不得不拍”，也有少部分是为了给远方、乃至海外的亲人寄去近照，以慰思念之情。

甄楚然父亲在自家照相馆拍摄的第一张家庭合影。后排右一为甄楚然（13岁）。受访者供图

1955年，38岁的甄父在自家照相馆内，为妻子和五个儿女精心拍摄了一张照片，也是全家人的第一张合影。

当时，甄楚然13岁，母亲怀中的五弟仅有几个月大，最小的六妹尚未出生。经过6年勤奋经营，“九如”的进项已比较稳定，因此子女虽多，基本的穿衣问题都能解决。但如果定睛细看，照片中除了甄母和幼子穿的是布鞋，几个稍大的孩子无论男女，都穿着木屐，地面也还是未硬化的土地。

这张黑白照片，后来被过塑保存，穿越70年时光，没有一点损坏。然叔轻轻摩挲着塑封，向南都记者介绍，他的父母都是1917年生人，甄父于1974年初无疾而终——或许也是积劳成疾；母亲一生未受磨难，享年整整100岁。

照片中的五个孩子，后来相继进入工人行列。“在当时以农耕为主、工业刚刚发展的年代，我们的际遇是比较好的。”甄楚然说，自己的二弟进入新造铁社当打铁工人，三弟进入新造运输站当运输工人，四妹曾到新造南亭村下乡插队，回城后进入新造氮肥厂，五弟则是在新造建筑社做泥水工人。个个都敬业爱岗，从事同一种工作直到退休。

七十年代：街坊争相来看自制电视机

1962年，甄楚然毕业于番禺师范学校，是六兄妹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身为长子的他，中专毕业之后就接替父职，成了街坊口中的“影相仔”。

学生时代，他爱好数学，初中就开始跟着书本自学高中数学知识，在番禺师范读书时，又开始进攻高等数学，对物理、化学也能触类旁通，深受同学钦佩。在他看来，“挑战成功会有非一般的满足感，所以越学越有兴趣。”

青年甄楚然。受访者供图

“公私合营”之后，甄楚然在国营合作社的管理下从事照相之余，对当时快速发展的民用无线电技术亦产生兴趣，订阅了《无线电》《电子技术》等期刊杂志。每月去广州城购买耗材时，也常常到新华书店搜寻最新的无线电书籍，到广州几家旧货市场淘一淘便宜的元器件。因为理科功底较好，诸如万用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之类的必备仪器，他都能用一双巧手自行组装。

从早期的直流电子管单管收音机到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再到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和集成电路收音机……他步步跟随潮流研习，在街坊邻居之间留下了不少“威水史”。

这其中还包括自制电视机。

1967年前后，甄楚然的自制仪器已经能收到电视讯号，只不过由于缺少显像管，用的是3吋的示波管充当小小的荧屏，能收看的也只有经广州转播的北京电视台，但在当时足以轰动四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机在中国大城市的普及率都不足1%。在新造地区，有一家大型单位率先配置了一台，甄楚然还记得，是北京牌、17吋。

彼时，国产电视机试制成功不久，质量不太稳定，稍有故障只能送去广州检修。甄楚然的“示波管电视”诞生之后，管理人员自然想到请他帮忙，省却奔波之累。

作为答谢，几年后，这家单位便将淘汰下来的电视机显像管送给了他。经过一番“调理”，废旧元器件焕发新生，再由甄父制作木头机壳、二弟这位专业打铁工人做铁底板。1972年，一台纯自制的17吋黑白电视机，就在这条街道上震撼问世了。街坊们蜂拥而至，争看稀奇。

甄楚然心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索性每晚都把这台电视机搬到照相店门口，连上音响，请大家一起观看吧！于是，每到傍晚时分，附近的男女老少都搬来小凳子，围坐在电视机前。这和睦的场景，作为“发明者”的甄楚然记忆至今，“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令我获得另种的精神愉悦。”

或许这台“街边电视”的出现，也让当地公社干部意识到，人民的精神生活多么需要抚慰。1974年初，新造公社书记特派甄楚然和新造广播站的技术人员出差上海，一次性购回10多台上海牌14吋电视机，按每个生产大队或自然村各分一台。这批电视机的排障维修，也就由甄楚然“保驾护航”。

另一件让新造街坊们津津乐道的往事，是甄楚然曾经自制遥控船模。他将书店售卖的船模图纸放大，先后做出了3艘炮舰模型。最“先进”的一艘，足有1.8米长，用锌铁皮做壳，刷上彩色油漆，内置电动机和大型蓄电池，通过无线电发射与接收装置，可以准确执行升国旗、鸣礼炮、发射烟花弹等编程动作。

1976年甄楚然制成的炮舰模型，以年份命名为“76-1”。受访者供图

1976年大年初一，街坊们清早便在新造圩口处的大鱼塘占好位，观看甄家兄弟的放航活动。甄楚然手执话筒发号施令，他的五弟操作无线电发射盒，数十分钟的精编节目，让现场不时爆发出欢叫声，小朋友们更是惊奇不已。

自此，每逢重大节假日或者公社举办喜庆活动，少不了他们的船模助庆添彩，还有新造乃至广州市区的其他公社力邀“巡演”。有一回他们表演完，还被赠送了两笼活鸡，可算是一份“大礼”了。

其实在那个年代，甄家的生活并不富裕。甄楚然的妻子雁卿是农民身份，全家仰仗他每月30几元的工薪。1972年至1979年间，四个女儿相继出生，个个都要养育成才，更是不易。

有人曾感慨，如此一位能人，可惜怀才不遇。但甄楚然说，自己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事在人为”。

改革开放初期：彩色照和忙不完的生意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留给有心人一展宏图、大施拳脚的机会多了起来。

甄楚然决定以个人身份承包照相店，从原先受雇于集体的职员，变成自负盈亏的个体户，在新造一带开创先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甄楚然的新造照相店实行一铺双营，兼做家电维修——在这方面，已然无需广告了，人人皆知他的本领。而对于照相这个“老本行”，他也努力跟上时代，提升服务质量，美化摄影棚内的布景陈设，研究各类底片的显像，自配显影、定影药剂。

“财力不够，人力搭够。”由于积蓄有限，他连影棚的背景布都是自己画的，地砖更是自己铺。

改革开放之初，甄楚然以个人身份承包经营照相店，一家六口在他自制的布景前拍摄了一张彩色照片。受访者供图

1982年，甄楚然拍摄了第一张彩色照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多姿多彩，拍照不再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

当时的广东，正是创业的热土，深圳更有一句标志性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甄楚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他笑称：“白天做可以见光的工作，晚上做见不得光的工作。”后者指的是在暗房冲洗胶片，这个步骤需要严格避光，正好放在深夜进行。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不知不觉间，他们夫妻俩开始有了积蓄，几年后成了“万元户”。

用这些白手起家挣来的财富，他们于1988年花费四万元，建成了一座自有产权的商铺，从此不用再付店租。当时整个新造都少有三层以上的建筑，而这座自建楼房有三层半。直到今天，建筑结构都还很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