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7月13日 09:50:57
7月8日,在以“新变局、新财富、新动能”为主题的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表示,中国正面临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他同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
应当说,这是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实际的一种政策建议,可以看得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先生对中国经济的了解还是比较透彻的,对目前各地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也是比较了解的。蔡昉先生没有否认投资在稳增长、促就业中的作用,但是,也看到了投资刺激的局限性,看到了继续采用投资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事实也是,作为这些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被广泛运用和反复采用的刺激经济手段,投资政策可谓是用到了极致,也用到了已经几乎没有空间的地步。从前些年的城市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到近年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重大项目投资,几乎被用了个遍。可是,除产生短暂的刺激效果之外,更多的作用都是稍纵即逝。相反,还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如政府负债、开发企业负债、国企负债、经营亏损、设施维护保养投入等。相当一部分负债,都是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形成的,也是在维护经济增长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反,更需要出现的生产性投资、民间投资,却在政府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国有企业投资的冲击下,活力越来越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了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现象。
也就是说,过度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让投资的整体影响力下降,也让投资结构出现了扭曲,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被严重边缘化,非生产性投资和国有投资的相对比例越来越高,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相对比例越来越低,这样的结果和格局,显然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应当出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投资的过度扩大和频率过高,对消费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难真正体现,最终导致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脱节,需求不足给生产带来的制约影响不断加大。

正是因为如此,蔡昉先生提出的“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找到了稳增长工作的痛点,也找出了稳增长措施效率不高的堵点。投资不能再满足于“大投资”概念“,而要弱化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建设投资、重大项目投资,转向生产性投资,要最大限度地挖掘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的投资潜力。在此基础上,要通过激发消费市场热情、挖掘消费市场潜力,给民间投资留下更多空间。这其中,民间投资也要引导其向制造业领域转型,最大限度地减少民间资本投向房地产领域。
鼓励生产性投资,就是要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生产性投资项目贷款贴息政策、项目建成后的税收优惠政策、技术改造项目补贴政策、创新项目资金奖励政策等。把政府原计划超前用于非生产项目建设的资金,更多用于激励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方面,且应当不论所有制,一律平等。一定程度上,还要向民间投资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

而对于已经立项,但还没有形成正式投资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超前投资项目,也暂时停一停,将这些方面的资金等,用于鼓励居民消费、拉长城市短板等方面。如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机场建设项目、城际轨道交通项目等,先放一放。否则,投巨资建设起来的项目,除项目建设时可以产生一些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外,其他的就剩下负担了。如果能够更多用于激励居民消费,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蔡昉先生建议改革户籍制度,以激活1.8亿农民工消费,是个好建议,难点是,目前的城市公共设施并不完善,如教育、医疗、养老等,都很难满足农民工进城落户需要。如果把建机场、城际轨道交通的钱,拿来补充到教育领域、医疗卫生领域、养老领域,特别是养老领域,能够多建一些养老机构,而且是老年人有经济承受能力的养老机构,让老年人养老没有后顾之忧,或许,他们就会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消费,广大农民工也就会进城落户。否则,很难激活农民工进城消费这一蛋糕。
本文转自 新浪新闻,原文链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3-07-13/doc-imzanyxc4763354.shtml,如需转载请自行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