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 Ruchir Sharma 是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长期关注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的趋势。这本书实际上是他在各个国家旅行后，在《新闻周刊》等杂志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的合集。但一口气读完全书，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由于分次写作而产生的断裂感，相反，作者由于长期观察、研究和交流产生的一以贯之的体系，让我更进一步理解全球化这个在过去十几年中被滥用的词汇实际上描述了一种什么现象。

本书遍历了几乎所有值得注意的新兴市场，限于本文的篇幅，我指挑选了几个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市场做了摘录和评注。

全球增长的（单一）来源

作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长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美联储以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带来的。这个观点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颇为深刻。如果我们不知道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来源，也就无法重复过去的成功。甚至，当有一天这个动力来源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一群从鸡笼中被放出来的母鸡一样束手无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格林斯潘主导的低利率时代刺激了美国对外的消费和投资，输出了全球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

艾伦·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本·伯南克的带领之下，美联储开始把重点从对抗通胀和熨平商业周期转移到引导经济增长上来。美国的低利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而美国国债的增长很快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 低利率在美国推动着经济增长，促使各国央行也开始降低各自的利率，这同时激发了美国消费者支出的爆炸性增长，推动了新兴市场的出口。新兴市场在 2003 年中期开始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美国在此之前积极地削减利率——目的是在科技泡沫两年前崩溃之后维持一场复苏——引发了全球性的快钱泛滥，很多都流向了新兴市场。 20 世纪 90 年代，流入新兴市场的私人资金在新兴市场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 2% ，在 2007 年跃升至 9% 。

实际上，正因为各个新兴市场的增长来源相似，所以反映经济增长的股票市场走势也趋同。

所有主流新兴市场的股票走势越来越同步。 2011 年上半年，新兴世界中表现最好和表现最差的主要股市之间只有 10% 的差别，这是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也是羊群效应的一个危险提示。

美国的政策工具也成为了全球各国政府管理经济周期的方法论：

在变化即将发生时，就像现在这样，伴随着快钱和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的痛苦结束，人们通常长久地固守过时的观念和规则，尤其是那些极度轻视或搪塞潜在风险的观念。近期最为显著的例子是认为刺激经济的基本工具——降低利率和提高公共开支——会结束一个商业周期，这种观念不仅美国有，新兴国家也有。新兴市场领导人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把繁荣时期归功于自己，而把艰难时期归咎于西方。这种现象在2011年底非常普遍，许多领导人把新兴市场的任何放缓都归结于来自欧洲的传染，却忘记了欧洲银行的贷款是最初启动这场繁荣的关键因素。

作者转而认为，对于新兴市场看多和对美国看空的观点已经有些过头了。国际金融和贸易局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扭转：

目前盛行的对于美国的悲观看法可能有些过头了。在过去的 10 年中，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的货币都对美元发生了升值 … 美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已逐渐从 10 年前的 30% 下降到今天的 22%，这主要归功于页岩油和页岩气的新发现，以及开采这些油气的新技术的开发。美国现在取代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并在未来 5 年有可能重新成为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美国的基本优势——包括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进行快速创新——正在重振其能源行业并扩大在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所有的热门事物，从社交网络到云计算，似乎正在从硅谷或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等正在崛起的技术热点区域再次形成。一些大的新兴市场将在未来 10 年失去原有的光泽，而相比之下美国可能表现得相当强劲。

上述分析在第一章就已经奠定了全书的基本论调：新兴市场过去的长期增长来源于以美国为主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营造出的对未来长期增长的乐观预期。换句话说，这种增长的”红利“是从美国输出的，而现在这样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所有新兴市场都会碰到挑战。

中国

作者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案例。他对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改革决心和成果毫不不吝惜赞扬。但他同时认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会扭转这个制造业大国的成本优势。另外，认为中国国内的消费会主导下一波繁荣的观点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和消失的成本优势

中国正在迫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它以经济学家阿瑟 · 刘易斯命名，指的是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已离开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根据知名独立研究咨询机构凯投宏观（ Capital Economics ）的估计，中国不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中有 1.5 亿已经进入城市， 8400 万人在农村找到了非农工作，剩余劳动力只剩下 1500 万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经显著降低，大约每年 500 万人，这个速度仍然会迅速耗尽剩余的富余劳动力。在富余劳动力耗尽时，已经急剧上升的城市工资还会升得更高。

急剧增加的工资对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出口之上的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生产力的提高让中国可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维持低通货膨胀，但那个时代已经行将终结。不断提高的工资让生产者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因此中国的出口制造所带来的繁荣可能达到了极限，或许将开始反转。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很难让投入制造业的劳动力比例超出20%太多，而中国已经位于23%附近了。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很难让投入制造业的劳动力比例超出 20% 太多，而中国已经位于 23% 附近了。

消费能否支撑未来？

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认为，通过把重心从出口市场转移到国内消费，中国就可以持续增长，但是这种希望建立在虚构之上：认为中国的消费一直都受到了抑制。事实上，中国的消费一直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也是一个繁荣经济所能预期的速度。这些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

国内消费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正在下降，现在仅有 40% ，远低于韩国和日本在经济繁荣时期的 55%~60% 。这个统计是准确的，但却有误导性。如同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中国人的消费在快速增加，之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例下降，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快。在过去 10 年中，投资每年的增长幅度为 15% ，之前的两个 10 年则是 12% 。

印度

我们身处中国，新兴市场的最佳样板，实际上可以一直用自己身处的这个奇迹般的经济体当做 benchmark 来分析其它市场。本书的作者也不断的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印度是本书分析的第二个市场。

如果一定要用少数而精要的关键字来概括作者详细的分析和讨论，那么一定是”多样性“和”年轻化“。

多样性

我们在揶揄印度这个体量巨大而长相奇特的亚洲邻国的时候，往往会心情复杂的认为这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实际上带来的是秩序的缺乏和摇摆不定的决策。的确，两国在如何决定一件事情上的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过去三十年中的很多差异，但如果用”多样性“这个更加中性的形容词来回看这段历史，印度其实更像是现在的欧盟——通过联邦内部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约定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但也具有更大规模效应的经济体。从外部来看，理解这个经济体更加复杂，不过这也让它长期的发展具有多层次的潜力。

与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印度股市由于其深度和多样性，与全球新兴市场股市的联动最为紧密。印度股市拥有 5000 家上市企业，国外投资者投资了其中的 1000 多家，还有接近 150 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国度，年轻人可以选择加入世界级的工程学院或毛派的队伍，而社会精英广泛地掌握了英语，让西方人认为印度与他们高度一致而且容易接触。

选民们越来越不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经济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28个邦的邦长 … 随着中央政权的失势，印度又开始变得像各邦具有独特身份、国家意识逐渐减弱的联邦。

“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其政治属性并不比欧洲多”。

在印度，生活被分成三个层次：越来越世界化的城市、不知名的小镇，以及经常令人绝望的村庄。

人口统计学家传统上认为，消费者只有在进入中产阶级后才会开始要求不必要的“梦寐以求”的产品，比如除臭剂和护发素，因此他们认为这些产品的需求只存在于收入即将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地区。这在印度通常指的是城市和南部地区。实际上，由于现代化媒体的普及，对梦寐以求的产品的需求在那些还没有达到相应收入水平的地区也获得了增长。

对于消费者想要但却买不起的梦寐以求的商品，企业提供打折商品或小包装，或产品相同但却更加便宜的包装。这些小包装的售价仅为几美分，更容易在印度高度分散的零售市场中进行销售和存放，这类商店的数量在印度超过 750 万家。在印度北部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年轻男子当中，非常流行在低腰牛仔裤里配上居可衣（ Jockey ）内裤，拉风的红色标牌显眼地露在外面。

年轻化

和中国相比，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最大的优势就是更加年轻的人口，这意味着更加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数量并不能决定一切，印度巨大的南北差异使得大量的年轻人未能获得足够的技能以支持越来越高的就业需求。

有观点认为婴儿潮产生的新一代劳动力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会为印度带来同样的好处。

到 2020 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为 37 岁，印度人的平均年龄为 29 岁（欧洲人的平均年龄为 49 岁）。

压倒性的共识认为人口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工人，这将推动经济增长。印度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满了研究报告，把中国引为先例，认为这种人口红利是必然发生的奇迹，但却回避了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教育以及为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上千万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但前提是国家努力让他们为职业生涯作好准备。翰威特咨询公司近期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印度城市工人的工资比亚洲任何其他地方上升得都要快，平均工资在 2011 年增长了将近 13% 。这是熟练工人太少，从而可以要求高薪的一种表现。

印度对人口增长带来巨大收益的期望，忽视了人们生活在何处。只有当人们转移到工资更高、更具生产力的工厂岗位而不是务农时，不断增加的人口才会推动增长。在中国，有 23 座城市从 50 年代的 10 万人口增长到超过 100 万人，这包括深圳在内的很多最具活力的城市，深圳在 70 年代还只是一个渔村。印度只有 6 个城市在发生这种爆炸性增长，更积极地鼓励城市化或许会让印度的长期增长速度提高到两位数。

印尼

印尼是全球第四大人口大国，而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它的人口正在快速进入城市，形成集聚的规模效应。

在中国聘用工人的成本已经显著上升，从2005年每月不到200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平均450美元。20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是泰国的两倍，比菲律宾高3倍，比印尼高4倍。泰国和印尼的商人称，这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逆转，他们能够感觉到在跟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随着全球市场认识到成本优势开始向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方向倾斜，资金会以20世纪90年代末流出的速度回流到印尼等国家。

目前印尼是运行最好的大型大宗商品经济市场。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曾被视为一个诅咒，一个轻松赚钱的途径，削弱了国家进行生产和追求卓越的意愿，现在则被视为一项竞争优势，让巴西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印尼是唯一拥有这两点的亚洲国家：作为世界排名第四的人口大国，印尼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来产生需求，即使在全球需求疲软时也是如此。该国还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原油、煤炭、棕榈油和镍的储备。

爪哇省以外家庭数量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爪哇省的两倍。到 2010 年，印尼增长最快的省份不再是爪哇，而是人口第三大省苏拉威西，它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中心地带。这种变化是一种标志，代表了以爪哇为中心的苏哈托时代的终结。

韩国

对韩国的看法往往因为其娱乐明星的光环而显得偏颇。韩国的高端制造业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日本，成为”亚洲的德国“。

人们开始把韩国称为“亚洲的德国”——高端制造的地区性优质标准，而此前这一地位属于日本。

这种对新兴市场的不断挺进，让韩国能够重新定义全球制造业的极限。5年前分析师在评估韩国公司的前景时，考察的是传统潜在市场，主要是西方国家和日本。现在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其发生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2003年韩国2/3的出口流向了发达国家，而在2011年有2/3流向了发展中国家。2011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从采矿设备、钢铁到化妆品，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案例中，对于经济体制的规则如何迅速变化、韩国走向全球的步伐是如何迅猛，西方社会反应缓慢，尽管“全球化”仍是一个时髦的流行语。

2003 年韩国 2/3 的出口流向了发达国家，而在 2011 年有 2/3 流向了发展中国家。 2011 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从采矿设备、钢铁到化妆品，比美国、欧盟和日本三者的总和还要多。

现代汽车在头一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多美国人把现代汽车误认为是本田汽车新的子公司，两个公司的标志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了这个误解。

韩国的机器人使用程度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密集的行列。这表明韩国用更少的工人做了更多的事情，生产力比台湾高。

而南北朝鲜的紧张局势则有可能带来新的契机。

如果朝鲜半岛在未来 5~10 年实现统一，“韩国”并非不可能以一个极大飞跃取得显著增长。南北统一将让没有任何能源的“韩国”拥有巨大的煤炭储备， 2 400 万安分守己的朝鲜劳动力将让“韩国”如虎添翼。

新兴市场的未来

作者认为在长期中，商品（commodity）的价格是下跌的。在过去三十年中，随着美国实行低利率输出增长，从而带来”世界工厂“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商品价格的上涨。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中国一旦放缓，对商品的需求下降，价格就会回落，就会导致过去三十年中的这个单一最大的增长动力消失。未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希望保持高速增长，必须寻求新的优势，而非指望商品价格会长期上涨。

中国和其他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势不可当的崛起，将继续推动一轮“超级商品周期”，使得包括石油、铜、银、纺织品、玉米和大豆在内的商品价格长期上涨。这种信念是对包括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依赖商品出口的国家的前景感到乐观的主要原因。

极高的商品价格对较大经济体的负面影响被低估了。在美国战后 11 次经济衰退当中，有 10 次衰退发生之前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包括 2008 年大衰退之前的 12 个月内 60% 的上涨，以及美国经济在 2011 年中期失去发展势头前超过 60% 的上涨。石油价格在绊倒美国的同时，也把新兴市场拉入了深渊。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在 2008~2009 年下降了 8 个百分点，从峰值速度跌至衰退的低谷。

在过去的 200 年中，商品价格不仅整体稳步下降，而且还沿着可预测的轨迹行进。某种资源的价格会持续增长 10 年，这激励投资者设法保留现有储备，更加有效地提取这种资源，或者发明更加便宜的替代品。在这之后，价格会持续下降 20 年 … 今天我们正在接近石油价格连续10年急剧上升的尾声，历史模式的确正在重现。我们在能源效率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高油价也鼓励人们在替代性能源和替代燃料汽车领域投入巨资，很多投资尚未产生良好效益，但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目前人们普遍把产生这种新的羊群效应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的影响。研究确实表明，由于各个国家降低了进行跨国贸易和资金流动的门槛，这些资金流动缩小了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差异。由于贸易和资本联系增强，各个市场往往共同起伏，各国经济也是如此。然而近年来，各个市场变得异乎寻常的同步，表明在全球化之外必定还有一股力量在发挥作用。

商品泡沫背后的另一股力量是中国的必然崛起。在投资者的心目中，中国跟商品已经在宽松货币的浪潮中彻底交织在一起。然而，就此相信石油等商品的价格会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无限上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石油价格最终会上升到阻碍中国工厂发展的水平。

中国经济放缓会让过去 10 年中的明星国家受到震动，在这个时期世界上表现最好的股票来自材料和能源公司，而表现最好的股市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巴西和俄罗斯，以美元计价上涨了大约 300% ，同时货币推动的回报也带来了巨大收益。

作者认为我们正在步入新兴市场的第三波浪潮，而在这个时期，惊人的增长速度将会回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

新兴市场第一波经济热潮以 1994-2002 年袭击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一系列经济危机的爆发为标志而告终。当时新兴国家股票市场的价值几乎腰斩，下滑到仅占全球股市总值的 4%。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 1987-2002 年这段时间，新兴市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23%下降到 20%，而中国是唯一一个例外，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例翻番至 4.5%。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的故事其实只与中国市场有关。到了 2002 年，很多大投资者经常在思索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地投资那些边缘国家。

第二波始自 2003 年的全球性繁荣，这时新兴市场作为一个群体开始真正地腾飞，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份额从 20% 飙升至今天的 34%（部分归因于新兴国家的货币升值），而在全球股票市场中的份额则从不到 4% 上升到 10% 以上。2008 年蒙受的巨大损失大多在 2009 年得以弥补，但从那时开始新兴国家的增速开始放缓。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波——一个以适度增长、回归商业盛衰周期、羊群效应终结为特征的新时代。没有了曾经刺激投资的深不可测的快钱涌动和不切实际的乐观，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有可能提供更多的可测量和非均衡的回报。在 2003-2007 年间股市平均收益为 37%，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有可能回归 10% 的年均水平，特别是许多新兴市场的股票和货币将不再廉价。

关于全球化的进一步讨论

在城市化这个主题下的阅读告一段落之后，我决定开始回看全球化这个有点陈词滥调的主题。而《一炮走红的国家》则是这个主题下的第一本书。我正在阅读的书则是《集装箱改变世界》，预计下周会把读书笔记分享出来。

在本科学习经济学的时候，对全球化的看法是想当然的理想主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话题其实牵扯甚广，地缘政治和文化、汇率和国际债务、运输技术、能源和商品价格、各国的人口结构等等，都会牵扯其中。我们正处在一个美国和欧洲同时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对未来各项要素的影响还难以评估。但我仍然相信市场在长期中缓慢而不可忽视的矫正能力，理解它的运行方向，就是乘风破浪的根本。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独到理解，或者有好书推荐，请通过私信不吝赐教。之前的读书笔记都让我认识了非常有价值的朋友，很多也线下见面聊过，有些相信会慢慢发展能至交甚至事业上的伙伴。所以，再次欢迎大家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