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基点，巴西加息幅度创18年来最大。今年以来，巴西央行已连续四次加息，此前三次加息幅度分别为75个基点，巴西央行预计，下次会议还将按同样的幅度加息。

除了巴西外，俄罗斯、墨西哥和智利等新兴市场今年以来都先后上调了利率。加息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控制国内快速上行的通胀，在全球货币宽松大水泛滥之下，这些国家物价飞涨。今年以来，包括原油、农产品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涨。虽然美联储认为此轮通胀是暂时性的，但新兴市场的决策者们没有等待的余地。

过去的12个月里，巴西通胀率超过8%，是官方设定目标的两倍多。

通胀是一种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胀压力更容易加剧不平等问题，且对经济的潜在冲击比发达经济体更大。但许多国家在经济未复苏前，已被迫启动加息。巴西就是个例子，当下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2014年深度衰退之前的水平，货币政策本应采取刺激措施。

除了通胀，新兴市场还要堤防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带来的挑战，央如何在美联储主导的货币政策趋势之下，赢得主动权。2013年，“缩减恐慌”新兴市场首当其冲。当时，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强烈依赖外资流入。当伯南克提出逐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时，这些市场遭到了恐慌性抛售。

今年初，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遭受了资本外逃的冲击。市场现在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于2022年开始缩减购债规模。美国一旦开始缩减宽松政策，美元升值，美元资产收益预期上升，逐利的资本将逃离新兴市场，这一招釜底抽薪，通常导致新兴市场股票、房子等资产价格下跌。

5月下旬，美元和美债的背离走势也多少说明点问题。回溯历史来看，10年期美债利率与美元的走势大多数时候保持一致，但也曾多次出现背离。结合宏观环境看，“美债下、美元上”不少次是出现在美国经济见顶的回落阶段。但也有例外，最典型的当属2010年4月至6月，10年期美债利率由3.88%大幅回落至3.2%，美元指数由80.2大涨至87.9。美国经济在这一期间内的表现并不疲弱，制造业PMI维持在55%以上的高位。

2004 年1月至3月，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10年期美债利率大幅下行、美元指数走强的同时，美国经济整体处于繁荣阶段。

这个背景下，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外债偿还压力大的新兴经济体，往往面临着尾部风险。全球市场避险情绪一般大幅升温，引发资金持续回流美国。海外资金的“追捧”，最终引发10年期美债利率的下行，以及美元的上行。

美国债务上限的谈判进展，也会加大市场波动性。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截至6月30日，美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余额约为28.5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美国是典型的“借债度日”国家，“债台高筑”是常态，2013年以来，国会已7次暂停债务上限生效，最近一次暂停始于2019年8月，当时债务上限约为22万亿美元。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减税计划以及国会大手笔增加国内和军事项目开支，当时被认为是助推美国债务加速走高的重要原因。

不到两年时间，债务雪球又“超标”逾6万亿美元。

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解决上限危机，美国很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若违约，将严重削弱美国借债信誉，甚至可能动摇美元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发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此前，耶伦曾警告称，国会如果无法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将危及美国经济或引发类似金融危机等经济灾难。另外，由于债务上限已经重启，美国财政部发行新债融资能力受限，目前不能发行新债，在新上限通过前，美国财政部只能继续通过TGA余额以及非常规措施来维持政府开支和旧债偿还。

从历史经历看，每当债务上限重启，财政部必须将财政部一般账户TGA的账户余额压降到债务上限暂停时的未偿还水平。

截至7月底，TGA余额压降到了459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今年的7个月里，美国财政部向金融系统投放了超过1万亿美元。不过，一旦新法案达成，财政部就会恢复发债能力，资金也会回流TGA账户，这时候流动性投放可能出现逆转。对市场整体来说，这意味着资金反抽。一方面，美债收益率可能重返上行通道，另一方面，随着资金回流，可能会对风险资产形成估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