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6年5月的一次小规模线下演讲，听众是大一学生和中学生，内容主要是以往的知乎回答，以及我之前策划的一些专题报导。对于熟悉这个账号的读者来说，本文信息量不大，请见谅。对我个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对“00后”谈自己的观点，所以权且放在这里当个记录。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武东路参加团委的活动。因为这里算是我真正的大学母校。1998年我在这个武东路100号院读大一，前几年武东路校区才卖给上海财大。在座各位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就是我大一在这个教室上化学课的年纪。
2016-1998=18，我和各位的年龄差距大概是18年。我1981年生人，在座各位应该是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出生。中国现在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换句话说，我和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还没有到一代人的地步。我最小的两个表妹也和你们年龄差不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咱们还勉强能算是一辈人，还没有资格给你们讲历史和社会变迁。
但是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大，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门口的文化花园3000多块一平米卖不动，现在二手房5万多买不着。当时这一带还有纵横交错的铁路专用线，上面跑着蒸汽火车，入学的时候全学校只有几部公用电话，每天我的舍友都要半夜出去排队打电话，打10分钟电话要排队一个小时。1999年上半年宿舍装了电话，下半年换了有浴室、卫生间和电扇的宿舍，住宿水平在全国大学生的宿舍楼里面都能排到前10。大学四年从来就没想过要住空调房的问题。整个国家都以这个速度变化，结果就是你们读大学时看到的世界和我当年看到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我经常要给年轻的上海同事讲过去的上海是什么样，今天也可以给大家略谈一下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
另外，过去几十年，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从农村到一线城市，从贫困山区来到发达地区，我80年代看到的日常生活比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更落后，小学的时候还见过天旱的时候农民抬着猪肉去泉眼求雨；现在我是一个媒体人，经常要处理一些科技新闻，到中国最先进的工厂和科研机构去参观，所以看到的中国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更发达一点。中国的巨大的地域差别把我的人生经历拉长了，所以能以30多岁的年龄，对各位倚老卖老，谈谈中国当代史，实际上就是讲一些我经历过的社会细节。。
人是一种感性动物。天生是没有“历史”这个概念的，或者说，我们的潜意识不相信世界在变化，只有我们亲眼看到世界变化了，大脑才会相信变化的存在。结果就是我们会默认自己出生前出现的东西都非常古老，都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
比如说镖局这种东西，在大多数影视作品尤其是武侠电影中，是古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机构。实际上呢，红楼梦已经是清朝中期小说了，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镖局的存在。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一方面长途贸易越来越发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还能大体上维持和平，才有了镖局的出现。最早的几个镖局创建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60年代了。你们记得孙中山是哪年出生的吗？1866年，换句话说，孙中山和镖局是同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而且镖局的主要武器也不是刀剑，而是现代的手枪步枪，我们印象中靠武功吃饭的的江湖豪杰从来就没出现过。河北涿州高家镖局当时很出名，靠的不是内力或者刀法，而是20支走私的美国海军左轮手枪。
为什么镖局被我们认为很古老呢？因为镖局的出现恰好比中国现代媒体早一点点。前面我们说镖局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72年的申报。中国平民开始看新闻的时候就知道有镖局，所以觉得镖局是一种古代就有的东西。20世纪镖局开始消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古代社会结束的一个标志。
这种现象在个人记忆中也存在。比如说我就认为解放牌卡车是很古老的东西，是一种可以说得上是文物的东西，因为我从记事起，就看到这东西在路上跑。实际上，解放卡车是1956年出现的，在县一级出现已经是70年代，我见到的解放卡车大多是1982年后生产的ca15型，比我年龄还小，完全是因为在我记事的时候看到他们，所以觉得这东西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
实际上呢，对于比我稍大一点的中国人来说，我觉得古老的解放卡车、圆凳也是非常新鲜的东西。现在我比你们大了一二十岁，也说一些你们眼中看起来很古老，在我看来算是新鲜事的东西。
首先我谈谈中国人关车门声音的问题：大家觉得中国人关车门用力是偏大的多呢，还是偏小多呢？
参考：哪些有趣的细节可以从侧面反映 1949 年后中国社会的变迁？ - 马前卒的回答
当代中国人关车门的力度普遍比真正需要的力度大。因为早期国产车的钢板材质差，加工精度不过关，使用年限过长，为了保证车门密封性，必需用一点力气把车门“嵌入”门框。所以那时常坐车的人都习惯重重摔门，即“摔车门”是熟悉工业化生活的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髦。倒是不常坐车的人往往会关不紧车门，开车后被司机听声音发现门没有关紧，要大声招呼重新关一下。
直至今日，虽然大多数新车只需轻轻推一下就能关紧，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摔门”。中年以上的人是习惯难改，但20岁以下的人，虽然小学时接触的轿车已经质量不错了，却也喜欢下重手，只能解释为他们耳濡目染，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关门方式。
还有打电话的声音问题。在电话普及的早期，线路质量差，声音大小不可调，所以惯用电话的人会对着话筒大声说话。怯生生对着电话小声说话，生怕弄坏机器的新手才显得“土气”呢。直到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我）打电话的声音远远超出实际需要，这估计也要再过上20年才能改观。
其次，现代汉语有几个动词很有意思：拉灯 摇车窗 拨电话，你们知道这几个动词的来历吗？
在林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北方平民家庭，冬天生炉子，把整个房间烘暖并不是传统生活的一部分。一般的日子只是借做饭的热量烧土炕，加热床铺的同时顺便改善一下气温；过年前后才会特意延长烧炕时间，但也很难把气温加热到脱下棉衣的程度。白天取暖主要靠是“火盆”，实际上就是用一点烟气少的柴炭放在瓦盆里闷烧，保证室内有热源。实际上火盆对房屋整体气温的改善聊胜于无，只能给大家烘烘手。提供的心理安慰远大于物理上的热量，还经常带来煤气中毒。
为什么不烧炉子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没有燃料。1949年，全国耕地面积只有14亿亩，人口已经5亿多了，人均两三亩地，人均粮食200公斤出头。从宽估算，人均秸秆干重也就是七八百公斤的样子，即每人每天2公斤秸秆，五口之家每天可烧秸秆10公斤。20斤秸秆，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提起来。用我小时候常用的计量单位来衡量，差不多是“一抱”玉米秸。烧过风箱大灶的人都知道，这点“软柴”就算已经晒干，也不太够煮一（大）锅汤的，肯定不可能有剩余的燃料拿来烧炉子提高室温了，毕竟吃饭要紧。（以当时的交通水平，不可能从气候温暖的地方运出秸秆，北方人只能指望自己的人均秸秆）
当然，能烧的不止是秸秆。干草、木材、干牛粪都可以烧。但中国人已经把大多数平地都开成了耕地（否则怎么养活5亿多人），顺便砍光了所有靠近农业区的山地林带。燕山地区算是人口稀疏的农业区，森林覆盖率已经被砍到了6%。草皮灌木更是基本剥光，导致土地沙化、风沙漫天。北京西门外几里路就是沙丘，南面的大兴县甚至有平原沙漠。这意味着从太平天国战乱中恢复的中国人口又达到了环境极限，导致大半个国家生态崩溃。20世纪中叶的中国如果保持农业社会不变，即便没有日本入侵，也会因为全面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导致另一次损失人口上亿的战乱。非此不能解决农业社会的生态危机。
从我家族记忆看，20世纪初，我曾祖父早晨出去十几里打柴，为了能减少竞争者，他经常在零下几度的天气踩碎冰碴趟水过河。（温度再高一点不会结冰，再低就全冻上）因为河对岸那片山附近的居民比较稀疏，这种天气不会有多少人去打柴。不过，所谓打柴，也就是搞一些小枝叶和很短的青草，回来晒干再用，因为树已经砍光了，灌木也不可能长到很高才被拔走。我父亲60年代每天都在日出前起床，去捡牛粪和“搂”草，村里还有不少人和他“抢”。80年代之后，我和我父亲每次爬山，他看到路边长到一两尺的草都手痒：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的烧柴问题已经缓解多了，但穷困兼生态紧张的地方依然相当依赖植物燃料。这时我爹把我扔到一个山村学校去读书，冬天每个教室每天只有一铁盆煤，不足的部分要靠“砟子”来解决。
秋天，地里的秸秆被割走了，贴地面的一小段秸秆连同玉米根留在土里，用铲子挖一下，连土一起拔出来，形成的块状物就是“砟子”。两个“砟子”拿在手里对撞，把土打掉，留下可烧的部分，这个工作叫“打砟子”。我们有些老师家里的玉米地比较多，就和学校商量好，由学生去老师的地里“打砟子”，得到的烧柴一半归班级，一半送到老师家里。这才保证炉子有燃料。1990年的秋天，下午第六节课就是我固定的“打砟子”时间。
那，后来为什么能生炉子呢？。
1949年中国煤炭产量只有3000多万吨，60年代也只有两亿吨，还不如粮食产量高。就算不给工业用，也只能用一斤煤去煮熟一斤粮食和相配的蔬菜。考虑到一斤粮食往往要做出2斤多饭，农村还有煮猪食、烧水的需求，就算当时的煤炭全用来给中国人做饭，也剩不下多少用来取暖。（实际上大多数煤炭用于工业积累）
60年代后期，煤炭产量开始迅速攀升，1980年已经超过6亿吨，其中有2亿吨左右是县乡地方煤矿的产能，在工业用途之外，可以供给给农民烧柴取暖。即县乡的煤炭产量已经接近于能满足基本的做饭需求，从此，秸秆加上煤炭，不用破坏植被就可以勉强满足农民的炉灶，增量则可以用于烧炉子。
所以70年代的农村开始有少数平民家庭开始买煤取暖，80年代中后期，据我观察大概有60%以上的农村家庭在主卧室普及了煤炉。再加上玻璃窗带来的阳光，北方农民坐在炕上聊天再也不用把手缩进袖筒了。90年代煤炭产量稳定在十亿吨以后，我印象中几乎再找不到烧火盆取暖的家庭。许多家庭出于习惯，还会经常上山打柴（比此前容易的多）。院子里放不下、用不掉，还要专门搞一个储藏室装这些晒干的柴草。90年代农村翻盖房子，许多家庭都丢掉了成吨的陈年柴草。
另一个次要因素是钢铁产量的增加。取暖的炉子和做饭的锅灶不同，锅灶要保温，烧热上面的铁锅就行；炉子要全面散热，把热量尽量散给空气。所以锅灶可以用砖石甚至夯土制作，炉子和烟囱必须用金属材料，才能把屋子烧热。铸铁炉子、火箱和铁皮烟囱今天看起来不值钱，放在50年代的农村是一笔大财产。1950年，人均钢铁产量是1.1公斤，一个金属炉子加上配套的火箱、烟囱起码要几十公斤，配上土暖气要上百公斤，显然超出了普通农户的负担能力。就算当时有足够的煤，普通中国人也只能用火塘或者火盆取暖。（现在只有西南落后少数民族村落还有）
接下来我谈谈“方便”问题。我最早熟悉的厕所都是旱厕，也就是在粪坑上面修一个房子。90年代我到上海读书，在许多城区还能看到马桶站和倒马桶的人。
抽水马桶与洗手间瓷砖、浴缸、脸盆等陶瓷制品统称卫生陶瓷。既然是陶瓷，就逃不过淘泥、印模、烧窑、成瓷等几道工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陶瓷生产史的国家，制造这样一种1883年就开始推广的抽水马桶似乎并非难事。
但国产抽水马桶的滥觞不在景德镇，而要从河北唐山的两家工厂说起。1914年，唐山启新瓷厂开始生产中国第一批卫生瓷器，新中国成立前，同属唐山的德胜窑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启新瓷厂是国内最大的卫生瓷器生产商。
与普通陶瓷不同，抽水马桶的陶瓷需要长时间浸泡在水甚至污水中，同时还要承受巨大的重量和应力。这要求此类陶瓷有很低的吸水率和吸附性，同时还具有可观的强度。在陶瓷中，只有在1200摄氏度以上烧制的高温瓷才符合这些要求。这不仅要求使用高能量的燃料，也要有与之配套的专门窑炉及控制设备。
在美国和德国这些二战之前就普及了抽水马桶的国家，卫生陶瓷的生产早已实现了彻底工业化，不但原料开采制取使用成套机械，生产工序也高度机械化，注浆用压缩空气加压、干燥用电动风筒加速、烧制的窑炉则使用燃油和燃气作为燃料，并用先进的温控系统。一系列工序以生产线的形式安排——可以说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才保障了抽水马桶的廉价推广。
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的生产水准远远不达标：民间传统的木柴燃料根本无法加热到所需温度，使用木材做燃料的大量龙窑、阶级窑、景德镇窑因而都用不上；燃煤由于热值较高，往往被用于更为急需的工业用途；至于燃油燃气烧窑，在油荒的50年代根本没有操作性。
在历经35年的发展改进之后，1949年全国卫生陶瓷产量，算上陶瓷洗面盆和洗涤槽等也只有6000件，考虑到一个抽水马桶需要3件陶瓷（即坐便器、水箱和反水弯），在中国找一件国产抽水马桶比找一个进口货还要难。
而且国产马桶的质量完全不符合要求。与窑炉类似的工艺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抽水马桶生产中比比皆是——当时中国半手工业作坊式的陶瓷制造业依旧承袭了上千年来的工艺传统，在工业时代显得落后不堪。陶瓷原料都是在矿山中直接开采的大块石料，再运到陶瓷厂靠人工破碎，然后用水碓或者地碾子磨碎瓷土，不仅效率低下，细腻程度也不足；注浆采用简单的人工抱桶方式，即由工人向石膏模型内逐个注桨，待其自然干燥，不仅效率低产量少，注浆时带入的空气还容易形成气孔和针眼，导致马桶在受力情况下开裂甚至破碎。
这一时期，只有唐山两家工厂能产出质量较好的抽水马桶，靠的就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生产工艺——德国和日本引进或者唐山仿制的球磨机等简单机械，以及相对先进的燃煤倒焰窑。不过对于全新的人民共和国，唐山生产的抽水马桶有着更加重要的使命——1955年以后，两家工厂就承担了生产出口卫生陶瓷的任务，而当时他们的产量占国内卫生陶瓷的1/3。
到了1973年，中国的卫生陶瓷产量突然“暴增”50%，达到105万件，此后更是迅速突破200万件大关。那是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第一次“抽水马桶大扩散”时代。笔者的祖父一家就是1974年搬进了新建的单位宿舍，摆脱了几十年的木质马桶。当然，对于当时近10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一年几十万件抽水马桶（一个抽水马桶由3件卫生陶瓷产品组成）依然是杯水车薪。笔者祖父的宿舍，正是浙江某县县委机关新建的，而那个抽水马桶则成了许多串门亲友眼中的“时髦物件”。
这一突如其来的“抽水马桶大扩散”，除了当年召开的全国建筑卫生陶瓷生产会议，还源于一件中国工业极其关键的大事——上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建成投产，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648万吨，石油基本自给，彻底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20世纪60年代中期胜利油田投产，同时期，一系列石化生产新技术和新工艺也大大增加了中国成品油自给率。
在满足重工业和国防需求的前提下，中国的陶瓷工业也开始用上原油产品中的重油或者残渣油作为烧窑燃料。1965年，我国第一座重油隧道窑在湖南建成，随后在全国推广。
相比木柴或者燃煤，石油不仅成本更加低廉，而且更容易达到烧制高温瓷所需的温度，也更能准确地控制温度。70年代初，石油自产引发的能源革命终于烧到了抽水马桶上：1971年，唐山陶瓷厂、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和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研制成功卫生瓷重油隔焰隧道窑；1972年，沈阳陶瓷厂建成烧残渣油小型隧道窑；伴随着这一时期煤烧明焰匣缽隧道窑和油烧隧道窑的普及，中国抽水马桶的加工质量大大提高，废品减少，产量也提升了。
与此同时，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注浆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此前，坐便器需要分体注浆成形，再粘接组合，费时费力。中国在70年代开发了压力罐式和高位槽式管道压力注浆及与之配套的管道真空回浆系统。不仅减轻了注浆工作强度，还加快了注浆速度。随后在70年代中期，唐山陶瓷厂和沈阳陶瓷厂开发了蹲便器一次成型工艺，1978年，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和唐山陶瓷厂开发出坐便器一次成型新工艺并向全国推广。中国的卫生陶瓷产量也在1981年首次突破400万件，达到476.8万件的新高峰。这才造就了我小时候那个抽水马桶逐步取代旱厕的时代：
1949年全国水产总产量只有45万吨，当时全国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也就是每年人均吃鱼2斤，考虑到当时的保鲜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中位数是极低的。
大多数集中在少数只能吃鱼的渔民身上，
以“四大家鱼”为例，青草鲢鳙现在几乎随便走进一家饭馆都可以点到，但在1957年以前，要在水产市场买到四大家鱼谈何容易？这巨大变化离不开两位学者的汗水和智慧，他们是谭玉钧和钟麟先生。
当时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也有，但仍基本延续唐朝的传统——从自然江河里捕捉幼鱼，再实行人工养殖。千百年来，我国淡水养殖的鳙、鲢、青、草、鲮等主要养殖鱼类的鱼苗都是从长江、西江等河川装捞的，渔农必须到鱼苗产地购买。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购回鱼苗的成活率还很低。如果能够把池养的家鱼用人工方法繁殖鱼苗，鱼苗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57年，谭玉钧受命负责江苏和浙江的家鱼繁殖，当时日本专家断言“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谭玉钧不信这个邪，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条与英国专家不同的技术路线，最终在1960年解决了鲢鱼、鳙鱼的人工养殖问题。
钟麟则早在1953就系统地投入家鱼人工繁殖研究。1958年6月3日，他成功地使池养鲢、鳙在池中自然繁殖，获得了3万多尾体质健壮的鱼苗，从此结束了淡水养殖鱼苗世代依赖江中装捞的历史，开创淡水养鱼历史的新纪元。作为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先驱，钟麟的成果世界领先，1965年获国家发明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享有“家鱼人工繁殖之父”美称。
此后，钟麟又与科技人员，相继突破了草、鲮、鳊、青等鱼类人工繁殖关，使我国淡水鱼类全人工繁殖技术及其理论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在我国水产养殖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彻底结束了千百年来我国“家鱼”养殖业的鱼苗依赖江河捕捞的历史，摆脱了自古养鱼“靠天吃饭”的状态。1988年，全国淡水养殖产量达到390万吨，居世界第一。这是淡水养鱼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和四大家鱼相比，鳗鱼苗仍有“软黄金”的称号，也正是因为鱼苗的人工繁殖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捕捞野生的鱼苗进行养殖。实际上，我国对鳗苗人工繁殖问题也非常重视，从1970年代开始就一直被列为五五、六五、七五、八五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处在领先水平。2010年，日本第一次完全人工繁殖日本鳗鲡获得成功，但是离产业化仍有相当距离。所以现在鳗鱼的收购价是一公斤几十上百元，草鱼是一公斤不到十块钱。如果没有实现人工养殖，所有的鱼都会像鳗鱼一样贵。
2008年，我国水产品产量4896万吨，是1949年的108倍，基本都是这个时期发展出来的养殖鱼。渔业产值在大农业中的份额由建国初的0.2%提高至10%左右，是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由1949年的1公斤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36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水产蛋白人均消费量由几乎为零提升到目前占人均动物蛋白消费量的1/3左右，有效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说完吃，我谈谈穿衣问题。
人民网此前报道，某人回忆自己与某干部初次见面，为了测试对方只重外表，特意没有穿上流行服饰健美裤，而专门穿了一条肥大的军裤见面……
其实这种衣服还不算真正的紧身裤，是靠脚下的一个蹬脚拉紧裤子来贴身的，很多地方把曲线拉成了直线。现在看起来很土。但当时非常潮了。
这种弹性面料名为氨纶，学名聚氨基甲酸酯纤维（Polyurethane，简写PU），是一种弹性纤维。它具有高度弹性，能够拉长6～7倍，但随张力的消失能迅速恢复到初始状态。其分子结构为一个像链状的、柔软及可伸长性的聚氨基甲酸酯，通过与硬链段连接在一起而增强其特性。弹性纤维分为两类：一类为聚酯链类；一为聚醚链类。聚酯类弹性纤维抗氧化、抗油性较强；聚醚类弹性纤维防霉性，抗洗涤剂较好。
中国第一家氨纶企业是烟台氨纶厂（目前为烟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该厂成立于1987年，一期工程成套引进日本东洋纺氨纶技术，于1989年10月建成投产。正好是健美裤开始流行的时间节点。就是说，90年代之后，中国女性才有了廉价的弹性面料，可以通过衣服展露自己的曲线。
还有丝袜。也要又长又薄，还要有弹性。也是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成为平民服装的。大家可能觉得穿丝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丝袜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丝绸做的，因为丝绸的弹力并不好，而且做成丝袜也太贵，不会成为平民消费品。一般说的丝袜实际上是尼龙制品，就是二战用来做降落伞的东西。美国大兵当时追女生，送降落伞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1958年4月，第一批中国国产己内酰胺（尼龙的一种）试验样品终于在辽宁省锦州化工厂试制成功。产品送到北京纤维厂一次抽丝成功，从此拉开了中国合成纤维工业的序幕。因为它诞生在锦州化工厂，所以这种合成纤维后来就被命名为“锦纶”。由于锦纶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具有重要的国防军事用途，因此锦纶诞生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战略资源”的锦纶显然要优先保证重大国防工程项目，制成袜子进入寻常百姓生活只能先靠边站了……
1975年，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引进法国Rhone-Poulenc（罗纳一普朗柯）公司技术和装置，其4.5万吨/年的尼龙PA66盐装置于l982年建成投产，以后又扩建了5万吨/年PA66盐，总产量达l0万吨/年，成为国内最大的PA66盐生产厂。也正好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尼龙袜在中国得以普及起来。
下一个问题比较敏感，不过以你们的年纪也该谈谈类似的事情了：
今天想弄到一个安全套非常容易，但这并非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常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非常缺乏用来控制人口的避孕套，罕见的避孕套必须反复使用：
这么说吧，没有橡胶工业的诞生，就没有避孕套的大兴于世。但新中国的橡胶人曾面对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看，咱几乎没有符合橡胶树生长的地方！
作为橡胶工业的重要原料，橡胶树是赤道雨林区生长的植物，要求在全年高温没有冷季，全年各月多雨没有旱季的无风带，又要无风害的气候环境下生长。风、寒、旱是橡胶树最忌怕的三大害，一般只有在南纬15度以北，北纬15度以南的地区才符合这一条件。中国虽然有着一定面积的热带地区，但每年夏秋季节，南方沿海地区常常为台风所困扰，全年雨量也明显分为旱、湿季节。即便在雷州半岛甚至海南，虽然冬季没有霜冻降雪，但也常有寒潮南下。所以很不幸——除了海南岛以及云南、广东、广西等地的极小部分以外，中国一度没有像样的橡胶种植业。
解放前，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暂时还来不及动大规模发展橡胶工业的脑筋，但即便有需要，大不了可以找美国或者东南亚商人买嘛，反正也不需要廉价到老百姓也用得起。不过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权溃败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橡胶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就没那么容易搞到手了。
人都是逼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橡胶种植业的发展问题就被摆上台面。虽然华南地区大体不利于橡胶树的生长，但有地理学家发现，南方有不少地区具备类似热带橡胶种植区的小环境，例如在三面环山向南开口的谷地和盆地，其地理条件就产生和赤道地带相似的环境——北风吹不进，南风湿润气流又能沿着山坡冷却降雨，再种上防风林。按照这个条件开发的胶园都获得了成功，很快就投入生产，咱中国的橡胶宜林地也从海南、云南等地的极小部分迅速扩大，北抬到北纬25度以南的区域，西方对中国的橡胶封锁也就这样被打破了。当然，橡胶树种下去不等于有橡胶，起码7年才能割胶，橡胶问题得到解决要等到60年代了。到这个时候，通过石油生产的橡胶也开始供应。
数量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是质量。195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就刊登了29名群众提的意见：
“国产男用避孕套有缺点：太厚、太脆，一用即破，使人非常担心。
希望有关工厂使用最好的橡胶生产避孕工具，特别是多生产些质量好的男用避孕套。”
为啥厚、脆？说穿了还是因为生产工艺的不过关，其中非常重要的工艺就是橡胶硫化。硫化故名思意，就是将各种硫化助剂加入橡胶成分当中，然后在一定温度下处理一段时间，使橡胶分子链之间产生交联结构。硫化后的橡胶物理机械性能就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橡胶的弹性会有极大加强，是塑性橡胶转化为弹性橡胶的过程，是橡胶制品加工的主要工艺之一。如果避孕套用橡胶在硫化过程中工艺不过关，自然就显得特别“脆”，甚至会出现针眼，导致产品报废。
除了硫化工艺不过关，我国第一套避孕套生产线的技术也落后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模型浸渍胶乳、硫化干燥都是在不同的机器上生产，随后一个个手工检验，处理后再进行包装。这不仅增加了重复劳动，还会增加产品的报废率。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首先开始改进生产机器。如果所有的工艺流程能在同一台机器上完成，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降低废品率。1965年，上海乳胶厂主要生产设备的技术骨干们就在化工部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1958年设计图纸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修改完善，成功试制国内第一台国产避孕套连续浸渍机，成为乳胶制品生产自动化的先例。就在同一年，我国还研制了国内第一台避孕套电检验机和包装机。
在60、70年代，我国的避孕套年产量大约只在2至3亿只左右，并不能满足民众一次性使用的需求，因此生产部门也提倡节约使用。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有些人将这一习惯延续到数十年之后
进入80年代，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国的橡胶工业的水平又有了新突破。在此之前，我国不少避孕套厂家在橡胶硫化生产过程中还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就是不能定量、准确地描述硫化曲线，甚至还有些工厂没有装备硫化检测仪，只能靠熟练工的经验去操作。但按照这种模糊曲线操作，很难保证生产长期稳定在高水平上，需要操作人员随着温度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生产线的运转速度，这多少也影响了产品品质。
到了1986年，我国诞生了自己的避孕套联动生产线计算机控制系统。依靠这套系统，机器就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根据烘箱温度的变化去调节传送带的运行速度，从而保证橡胶硫化的温度与时间值始终处在最佳的曲线上。经过橡胶人的不断努力，我国的橡胶避孕套浸渍生产线的技术水平逐步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的中国已经具备年产100亿个避孕套的能力，而且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增长。所以大家很容易地就能在亲密关系中保护自己。但在65年前，因为橡胶工业的缺乏，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连洗套子的机会都赶不上。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的橡胶工业才变得更加成熟，还有了高分子材料工业。经过一代又一代橡胶人和高分子材料工作者的努力，到了今年的国庆长假的时候，避孕套本身已经变成了见怪不怪的东西，当然——我们也再也不用洗避孕套了。
前面说到中国的橡胶工业供应是60年代开始有成果的。我有一次和我父亲聊天，问他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到现代工业对生活有影响了。他想了想，说是60年代初的某一天，父亲发现家里的独轮车的轮子改成了安装橡胶轮胎的金属轮子，从此货物加在泥地上的压力被有弹性的车胎分散到更大的面积，这意味着车辆通行能力大大增强了，颠簸还减少到原来的几分之一。同时出现的还有马车使用的胶轮，于是各个生产队纷纷打造更多的马车，从日益裁员的马帮那里换来骡马，从农资公司购买新型的橡胶轮胎，在乡村中第一次建立了长途公共运输力量。
从此以后，山里的木材、山货和平川里的物资开始频繁交流，车把式成了新兴的热门职业，县城不得不为这种新兴产业设置了专门的大车店——60年代县城的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
在21世纪的孩子看来，甚至在我这个80后的回顾视角中，贫困的农村多了几辆马车和独轮车，县城多了几排散发着马粪味的平房，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变革。但这对于几千年来少有变化的农村，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用我父亲的原话讲：“日子从此不一样了”。县城和农村联系起来了。过去经常有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现在连就连小脚的妇女都因此获得了逛一趟县城的机会。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妇女到真正城市逛街的开始，是和淘宝出现同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历史上有哪些曾经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由于科技的进步被淘汰？ - 马前卒的回答
注意马车不仅仅是运输工具，也是“信息流”和客流的载体。小脚妇女可以坐车去县城，老年人可以坐车几十里去探访亲戚。县城发生什么新鲜事，来了什么紧俏货，要送邮包……都必须借助这个新型交通工具到达农村，农村向城市出售土特产换现金都得靠马车。
同时轴承和胶轮相对农业社会的积累来说不算便宜，所以马车在十几年间成了农村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县城的大车店成了“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谁谁能控制马车的日常运营，就能掌握农村的商业通道，成为消息最灵通的农民，立刻获得乡村的“中产”身份。著名的文革电影《青松岭》，讲述的就是生产队内部“夺鞭”的故事。从今天的视角看来，为一辆马车的运营权而争斗未免可笑，但实际上这争夺的是农业社会通向现代化的窗口，在60年代是非常现实的新生矛盾，是几千年农业社会未有之事。
参见：为什么穷人往往穷得穿不起鞋子，但是还是穿得起衣服？ - 马前卒的回答
鞋底要直接和地面接触，磨损快，一旦有破损又不像衣服那样随便打个补丁可以凑合一下，所以损耗比衣服快。鞋底材料的补充在农业社会是个大问题，鞋底的基本要求是有弹性、耐磨同时能顶住一般尖石穿刺。在塑料和人工橡胶发明之前，这样的材料只有多层的皮革和用线扎紧的棉布“千层底”。前者在人均土地少的汉族地区很贵（今天皮底鞋也是奢侈品），后者费人工。所以很多人日常的确不穿现代意义的鞋，和原始人一样，靠厚厚的脚底茧子踩在地面上，雨天弄个木屐，出远门的时候打几双草鞋备用。不过，如果你真穿过刚打出来的草鞋，就知道脚底也要有厚茧才能穿得下去。
中国从50年代开始搞工业化，但中国是一个缺乏天然橡胶的温带国家，必须要等有机化工达到能量产软塑料和橡胶的年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塑料底”（专有名词）布鞋、军绿土胶鞋与黑色雨靴的普及，在60-70年代彻底颠覆了中国平民的出行方式，比自行车普及要早10年左右。为消灭血吸虫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避免接触含有血吸虫尾蚴的水。在血吸虫病流行季节，人畜不要到有螺的河，堰，沟渠，池，塘等处洗衣物，中、小学生特别要注意不要到这些地方戏水、洗澡。如非得要到这些有螺环境去劳动生产，应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如穿胶靴、戴手套或在身上涂抹防蚴霜等等，避免皮肤与水接触。
50年代我父亲的同学还常有一年四季光脚上学的（北纬41度，比北京高一度），到1991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来自最偏僻的山村的同学也能做到春秋冬三季有鞋穿，即中国最穷的人也买得起塑料底，至于塑料底冬天易打滑的问题暂且就顾不上了（导热快的缺点可以用用棉鞋垫弥补）。但1991年的夏天，逢下雨，我记得班上还有三分之一男孩和大概十分之一的女孩光脚，即贫穷家庭无力给生长期的孩子配上不同尺码的胶鞋。学校开运动会，田径场设在河滩上，许多男生光脚跑步，脚底的茧子无视砂石的摩擦。绿胶鞋是好东西，一双正经的胶钉双星球鞋是奢侈品，会在几个班之间被借来借去。
其实“穿得起衣服”也只是和鞋对比而言。农业社会的纺织品也很昂贵，过去的农民，工作时上经常要摩擦的部位往往是裸露的，用可再生的茧子代替衣服。很多人赤膊干活，就是为了挑东西时可以不磨损衣服。这是一个血肉比布匹廉价的残酷年代。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照片：
上海2011年发布的统计数据称，当时上海约有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1.3万台，而全国范围内有14万台左右的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同期全国每年电梯数量增长速度为12%。按照这个数据估算，2014年我国约有22万台自动扶梯，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自动扶梯安装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在一代人之前 全中国只有2-3个地方有自动扶梯，普通人能随便去的地方，基本限于是北京火车站，一个是南京路上的上海一百。北京那套是国产的，上海这套是进口修复的。
中国自动扶梯的历史，是从1936年开始的。那年，在今天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当时叫大新公司）两部自动扶梯开始运行，它们连接起了这家百货商店的一、二、三层楼。这两部电梯在解放前处于停止运行状态，后由上海电梯厂修复，继续运行。但70年代后又因修理维护不足等原因停运，1982年重新修复，直到被更现代化的扶梯取代。
笔者的长辈回忆，这两部电梯在50年代解放前是很少有上海普通百姓去坐的，因为大新公司作为一个高档百货公司，并不向“衣冠不整”的普通百姓开放。只有时髦的红男绿女才能让“红头阿三”（印度保安）点头哈腰。长辈说，当时常有一些想要进入大新公司不得，被“红头阿三”挡住的“小巴拉子”（小孩子）围着“阿三”起哄，嘲笑他的红头巾。“阿三”生起气来就会用上海话骂一句：“滚，小赤佬！”。
那时普通上海人要见识下“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自动扶梯，就只有去著名的“上海大世界”了，那里也安装了一部自动扶梯。当时很多人也免不了要围观，免不了在上下电梯的时候被梳齿板拌到……这构成了老上海对自动扶梯的全部回忆。
1936年大新公司安装的自动扶梯就是从美国奥的斯公司购买的，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电梯生产能力。据原上海电梯厂专家王如璋老人2004年的回忆文章所说，30年代末，上海已经有了近2000台电梯，每台估计十几万美金（当时高档轿车价格不过几千美金）——而自动扶梯的价格更是远超一般电梯，怪不得即使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也只能安装寥寥几部而已。当时奥的斯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维修厂，负责加工一些小部件，整梯大部分从美国海运而来。
1955年，公私合营的上海电梯厂建成，首先“拷贝”奥的斯公司的电梯技术，开始制造普通电梯。到1958年，北京开始建设十大工程，其中北京站要安装四台自动扶梯。这个任务就被交给了当时国内技术最领先的上海电梯厂，他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借鉴苏联技术，开始研制国产自动扶梯。中苏关系恶化后，北京国际机场又决定安装自动人行道，上海电梯厂派人远赴法国戴高乐机场参观学习，后来自行研制了这一装置。
而当时国产自动扶梯里知名度最高的，当属至今仍在平壤地铁运行的57台大高度自动扶梯。平壤地铁深埋地下，平均深度达60米，最深的一台扶梯长达64米，这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中国当时甚至还专门为这部扶梯起了个国家代号，叫“301”工程。这些扶梯至今仍在正常运行。
其实当时出售给朝鲜的电梯也并非专门为其研制，事实上当时北京地铁也在规划中，自动扶梯也是当时规划书中列出的“主要技术难点”之一。朝鲜的这几部电梯其实是中国自行研制自动扶梯的“副产品”。中国也正是在70年代中后期攻克自动扶梯的主要障碍的。
这个障碍就是自动扶梯的导轨加工问题。资料称：“我国的电梯导轨生产相对滞后，从1907年第一台电梯安装开始，一直从国外进口，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内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电梯导轨专业加工。”
但70年代的“电梯导轨专业加工”水平其实也不高，资料称“那时的实心导轨生产技术很落后，如龙门刨是改造的，用的是笨重的老式刀盒，没有液压抬刀系统，用的是人工抬刀，端部加工机床全部是旧机床改造的，全部是手工操作，矫直矫扭是用普通的压力机代替。”
换言之，直到80年代，扶梯未能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仍是导轨加工工艺的限制。作为国家项目，进行小批量生产完全可以，并且可以依靠熟练的技术工人生产出质量不错的导轨，但要大批量生产，并降低成本，就超出当时的技术水平了。
可见，中国之所以在1986年还要引进瑞士技术才能在上海电梯厂开始成批量生产自动扶梯，瓶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产导轨问题。到80年代末，我国终于生产出国产的空心导轨，从此扶梯的批量生产才成为可能。
我再随便举几个“新鲜的传统”案例。
比如说，新闻联播后面的天气预报是不是显得很“古老”？实际上，1980年7月，中央台才开始做全国天气预报。90年代中国能发射气象卫星后，才有稳定的卫星云图作为天气预报的背景。21世纪初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开始说，这天气预报真准，说下雨就下雨。这说明之前的天气预报很大程度上是靠猜的，是靠几千个地面站的数据拼到一起猜的，和今天这种精确的预报完全是两回事。
1998年我到上海，一晚上14个小时就穿越了气候带，下车的时候都不太相信火车可以开这么快。实际上，这种今天显得很慢的夕发朝至列车，恰恰是当时新出现的东西：
1997年4月1日零时第一次大提速。首次开行了狭义快速列车和夕发朝至列车。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最高时速达140公里。全国客车平均时速由1993年初48公里提到54.9公里。
再看几张图：
前面说的这些例子都是工业化进步的结果。1949年的中国，也就是我出生之前32年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既造不出普通的工业品，也没多少特产可以拿出去交换工业品，所以很普通的工业品在我们看来就是奇迹，是珍宝，和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到了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有了一个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造出来的东西虽然很差，但起码也开始在一部分平民中普及。等到你们开始记事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在城市从事工业劳动，制造这些工业品，当然也可以用工资来买这些工业品。在你们的童年，你们会听到父母抱怨这些东西的价格，说太贵了。但实际上，觉得这些东西太贵，本身就说明普通人开始买得起了，这就是了不得的进步。所以，在你们眼中这些东西很古老，很落后，但在我这个亲眼看到这些东西从稀缺到普及过程的中年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进步的标志。而且是飞速进步的标志。而且进步速度往往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举个例子
2006年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在近日出席南汽60周年研讨会上指出：“未来10~2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将保持在7%左右，汽车工业在本世纪前10年按年均10%~5%增长计算，在2010年之后产量可达到1000万辆左右；此后按年均5%~10%增长计算，在2020年前后产量将可达到1800万辆左右。”
实际上呢？
2010年实际产量1826万辆，现实比最狂野的设想大概翻了一番……2015年产量2450.33万，是2001年的十倍有余。中国汽车产量过去15年的增长率居然超过100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关车门太狠，为什么我们把打开车窗称为“摇下来”。
实际上，信息时代早期我熟悉的一些东西已经是你们眼中的远古历史了：
土豪：老板！哪几台机器能上网？
穷人：老板，我们只玩游戏。
现在我问各位一句，为什么电脑盘符从C盘开始？谁能告诉我AB盘分别是什么东西？
谁来说说word的保存按钮是怎么来的？
你们今天已经习惯了用手机上网，但但1998年在这一带，99路公交车上有人用能打电话的手机都要招来很多羡慕的眼神。现在你们可能觉得手机能上网天经地义。但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远离互联网时代。印度12亿人口，现在还有10亿人完全接触不到互联网。非洲人对互联网如何改变生活根本没概念，中国普通人就能用信息时代的技术碾压他们：
如何看待2015年11月20日驻外公司派出机构马里遭袭事件？ - 马前卒的回答
恐怖袭击发生在早餐时间，恐怖分子坐着外交牌照的轿车开到酒店，闯过检查关卡，下车就扫射。三名铁建干部当时正在一楼餐厅吃饭，正对第一波火力，没有反应时间就牺牲了。枪声响起时还有一名中铁建的翻译正在下楼，电梯门刚打开就看到大厅里的武装分子。他反应很迅速，立刻关门上楼，用微信联系中国使馆，这是酒店内中国人第一次发出求救和警示。中国使馆根据这个消息向全体在马里的中国人发通知，要求不要外出，商铺停业。从新闻报导看，中国商铺接到使馆电话，距离开枪不到1小时。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恐怖袭击的第一个报警是用微信发出的。华为在马里的网络建设相当给力，整个恐怖袭击期间，网络一直通畅。酒店里7个中国人和一个法籍华人，除了当场牺牲的三人外，其他5个人在9点40分组建了自救微信群，互相提供情报和经验。新华社记者和使馆外交官也入群讨论，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外界消息。5个人躲在不同的房间，从窗口偷偷观察恐怖分子的动向，然后用微信告诉其他人从自己的位置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借此判断安全区域和转移方向，避开警匪双方的火力。根据微信群共享的经验，每个人不论在哪个房间，都拔掉房卡，用家具顶住房门假装没人。一直到恐怖分子被击毙，剩下的中国人都没有再受伤亡，甚至没有被恐怖分子发现。可以说这是一场信息时代的成功反恐自救行动。另一个细节是当地华商积极参与了反恐。一名袁姓商人见惯了非洲动荡局势，和军警关系不错，10点钟他赶到了现场，在反恐指挥中心一直监控局势。他有一套无人机航拍设备，替军警做了两次航拍监控，确认恐怖分子并没有控制楼顶。各国联合反恐队伍因此制定了搜索路线，兵分两路，一队从7楼向下搜索，一队从1楼向上打。12点10分，基本确定恐怖分子被击毙，又是中铁建的翻译第一个发出获救信号。
总而言之，信息时代不仅仅意味着网购和视频聊天，也深刻改变了战争的模式。这次马里恐怖袭击事件，中国人全面应用了信息时代的便利，通过微信和无人机即时交换情报，对恐怖分子拥有单方面的信息优势，可以说战场在中国人看来是透明的，因为每个人都能分享其他人的眼睛。而恐怖分子对信息时代毫无了解，没有探视中国人的信息渠道，甚至没有搜索楼内的wifi电源。所以，虽然恐怖分子有步枪，中国人赤手空拳，但除了没有反应时间的三个铁建干部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地坚持到援兵到来。可见当代工业社会对上世纪水平的武装团伙拥有全方位的碾压优势。
非洲这个例子说明，技术进步不仅仅意味着过得舒适，还意味着整个社会机构都因此出现了变化。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也不是想让你们知道几十年前的中国人过的有多惨。我恰恰是想提醒你们，物质条件的变化会引发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生活方式上简单的提高。就像大学绝不是高中的加强版一样。
比如说，你们的同学关系和我就完全不一样。1998年我入学的时候，这个校区门口有两排房子是信箱房，我和家里，和同学之间最方便的沟通方式就是写信，一来一回要十天左右。在这个没有即时通讯的时代，任何通讯方式的改变都可能导致熟悉的人从此失去联系。两个朋友各搬一次家，往往就会一辈子再无相见机会。
而你们00后就不一样了。我的儿子也是00后，小学2年级，也很熟练地使用互联网，使用微信和同班同学联系。他们幼儿园毕业的时候甚至还有家长替他们搞了QQ群。说明两个人如果断绝联系，肯定是至少一方拒绝联系。硬件上几乎不存在在两个人失散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再谈谈在你们记事之前，那些看起来很落后的技术对中国人思考方式的根本改造。
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实际上，直到50年代，这个现象依然很严重。我父亲兄弟姐妹6个，只养活了4个人。当时为什么养不活孩子呢？核心问题就是吃不饱，连松鼠肉都想吃：
之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孩子能养大，之所以见到松鼠的第一反应不是食肉寝皮，关键原因在于化肥：
军事与民生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哪一个需求更迫切？ - 马前卒的回答
现在中国每亩化肥施用量近 30 公斤（纯养分），如果换算成养分相同的粪肥，至少需要 1 吨，那时候中国人均耕地 2 亩多，一个人一生产生的排泄物积成肥料也只有七八吨，每年平摊到每亩土地上不过相当于一捧化肥。
所以，无论怎么努力，粮食产量必然会卡在这个水平，这不是经济学，只是生物学。 但是从 1970 年起，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开始以平均每年 2000 万吨的速度增加。1962 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 1.6 亿吨，到 1978 年实行农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3 亿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超过 320 公斤。
当然，有饭吃只是一方面，给孩子治病的意识，也是在硬件水平推动下才形成的：
除性别平等外，还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 马前卒的回答
【生了孩子就必须养大，儿童生病要积极治疗，最起码也要减轻孩子的痛苦】。对于平民来说，这是到工业社会后期才逐渐形成的概念。
我外婆小时候的故事
今天饭桌上听外婆讲了些她小时候的故事：她12岁之前（33-45年）住在南京，淞沪开战后避难至郊外的农村，父亲是个普通知识分子。按我外婆的说法，当地农民基本没有卫生保健的概念，特别是对儿童。
案例1：当时有个小孩眼皮睁不开，所有人都说他是瞎子。其实这只要一个很小的外科手术就能解决，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想过要治。
案例2：另一个孩子从很小就得了疝气，从来没治过。
案例3：一个小孩得了什么病从未就医，快要死了。父母把他放在外面一棵树下盖个破席子，对我外婆说“等他死了告诉我一声”就下地去了
案例4：我外婆一个同龄玩伴得肺炎发高烧，父母把她丢在家里不管，同样是对我外婆说“死了告诉我一声”就下地去了
案例5：我外婆自己生病时，我曾外祖父会找医生并请假在家照顾她，因此被左邻右舍的农民嘲笑。我曾外祖父表示“不看病万一死了怎么办”，农民曰“死了就死了呗”。
这些事情还是发生在相对富庶的南京农村，据我外婆说很多农民父母不是看不起病，而是压根没想过给孩子看病这回事。在他们看来孩子的价值远不如一头牛，死了大不了再生一个就是。就算他们自己生病，只要不是对劳动力影响很大同样不会有就医的想法。
为何这些父母如此“残酷”？因为我们的本能不是“爱孩子”，而是“尽最大可能延续基因”。经过几百万年乃至上千万年的进化，围绕着【延续基因】这个本能，我们的基因已经构造了非常精细的判断逻辑，绝不是“无条件保护孩子”那么简单。
如果某些孩子生出一个孩子很不健康，将来很可能长不大，或是长大了也不太可能正常婚育，抚养孩子，往往会把孩子果断抛弃，因为不值得为这样的孩子浪费一点资源。原始社会如此，农业社会也如此。我小时候爬山，在村落附近的山凹里经常看到被抛弃的孩子尸体。有一次快到山顶，靠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起身的时候才发现树的另一边靠着一具婴儿的骨骸。
总而言之，连爱子女，给子女吃饱，给子女治病这种事情都不是天经地义的，都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都是新生事物。可见我们身边有多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代人之前的新鲜事。
我再举个例子：在古代社会，演员、说相声的，江湖卖艺的算下九流，始终被看做贱民，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表演全是看现场，戏曲都靠嗓子让人听见，受众相当有限，最多也就是台下的几百人——几百穷汉的购买力显然比不上一个官宦人家。所以下乡演出不如唱堂会，听穷人的叫好不如收老爷的赏银，单纯追求街头艺术的阿炳几乎要穷死，天桥下面每天都有卖唱的变成饿殍。玩艺术的，要么是给有钱人当玩物，要么是街头饿死，当然没人看得起。
现代技术改变了这个情况：
工业社会，工作报酬提高，平民也能拿出一点收入来享受精神生活。但技术方面的转变也不可忽视。古代嗓音最好的演员，也就是让台下二三十米内的观众真正享受曲艺，现代经过声学设计的剧场哪怕还是砖墙瓦顶木座椅，也能让演员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最后一排，再加上电灯、扩音器的存在，哪怕是现场表演，观众数量也可以达到从前的十倍以上。县城和乡镇的红砖剧场，几十年前不知道为多少人完成了艺术启蒙。
更重要的突破是转播技术的进步。录音机、收音机、有线广播、电影、电视等技术的出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可以近乎无限地复制传播。这个正是建国后文艺界社会主义改造的“硬件”条件。从此，普通人再也不必拿出专门的时间，买门票去享受艺术，几千几万人可以在田间地头、车间宿舍收听、收看国家级的表演。直到90年代，我奶奶对收音机的正式称呼还是“戏匣子”。
这意味着平民们可以把自己微薄的购买力集合起来，通过国家、唱片公司等中介去供养艺人，让他们为自己表演。一方面艺术从此成为一个产业，另一方面也能加入平民的故事，不仅仅演古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情节。许多演出人员名利双收，在赚钱的同时有了一个艺术家的头衔。这就是从收音机到网络直播一系列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
有些变化和职业无关，会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比如说现代人的婚恋观问题。虽然50年代就规定了婚姻自由，但就我的观察，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父母设计的，至少也是长辈预定几个候选人，然后参考个人意愿制定的。到了21世纪才有比较普遍的自由恋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从心理学角度说，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爱上一个人可以是在人群中发现目标。一旦感情产生，你就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彼此了。需要在心理感受上隔出一个空间来单独相处。我读大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个幸运的家伙，在华师大这边找了个女朋友。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被这个同学赶出宿舍，给他们俩留一个独立空间。
不过，不能总是让整个宿舍的人给一个人让地方。所以还得到宿舍之外找地方。比如说公园，只要足够空旷，环境也不差。我读书的时候，说吃在同济，玩在复旦，爱在华师大。这最后一句，说的不是华师大女生多，而是华师大靠近长风公园，在那个上海绿地很少的年代是个非常重大的优势。
90年代的时候，上海人均绿地面积是2平方米，再往前还要少。80年代末不到0.5平方米，就算把20个人的绿地拿出来给一对年轻人，也就是半个房间大的面积。这显然不够用，上海人就利用人的心理错觉。在夜幕掩护下，假装周围没有别人，找一个约会空间。当时最著名的空间就是外滩情人墙，就是当时的防汛堤。有个很著名的统计，从北京东路到南京东路，200米左右，有600对恋人，整个外滩据说有一万对。
这么密集的空间可以用来约会，就是因为在暗淡的光线下，大家可以糊弄自己的潜意识，说服自己这里其实是个很空旷的私密空间。更重要的是，你也同时欺骗了表白对象的潜意识，让对方觉得已经和你进入了一个私密空间，更容易对你的言论和行为产生归属感。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给对方买一杯热饮料，可能比平时请一顿大餐效果还好。所以元旦或者国庆的街头会有那么多人。外滩这种地方，情侣的密度可能会比80年代还大。
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学的时候，县里的学校经常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不间断上课。没时间也没空间给学生玩浪漫。我和同学们聊天，在网上看别人回忆，好多人都说过，停电，然后点蜡烛上课是最温馨最浪漫的记忆。因为两个人一支蜡烛，正好在黑暗中照出一个暖色调的空间。从心理感受上说，你如果对你的异性同桌有好感，这个时候最好赶紧表白。来电了，毕业了就没机会了。
现在条件虽然好了，但即便不是平安夜，我们还是经常利用这个心理暗示，比如带着女友去电影院和酒吧。尤其是电影院，在黑暗的环境中，给你开了一个虚假的“窗户”，让你的潜意识误以为你们俩单独相处，同时还能单向观察整个世界，这和野营时候的篝火是一个效果。所以，从50年代到现在，或者说从原始社会到现在，谈恋爱的方法变了很多，唯独看电影是不变的招数。
电影院毕竟还不是真正的私密空间，说点悄悄话还凑合，进一步要想干点啥事就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了。所以我的舍友当年经常会赶我们去网吧包夜。大家还是需要一个专属自己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属于自己的房子。首先要包括一个卧室，其次要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再往下还要有厨房，然后才是客厅。总之是把最隐私的事情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培育感情。这就是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租房子的顺序。
我不敢说没房子就有爱情，但总的来说，缺乏私密空间，爱情产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会停留在人群中看一眼，有好感的层次。我看电影，看动画，发现很穷的主角往往是在其他地方穷，吃穿都很差，但不管是买是租，总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这就是为主角创造私密空间的预设。作者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总之是发现没这套房子，许多情节就会很牵强。狠一点的作者还会让主角父母双亡，因为孤儿最容易拥有独立空间。所以各种文艺作品里，孤儿主角的比例特别高。
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任务了，给大家准备房子。
在汉语里，生产房子的过程，最常用的一个动词是“盖”。盖房子。这个“盖”字顶上的“羊”字实际上是草的形象。就是把草和藤编织的顶部放到下面的器皿上的意思。几千年前，从国王到老百姓都是用草来做房顶。直到我出生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住在草房子里。我家的草房到80年代末才拆掉。这几千年里，中国人盖房子，最看重的就是搞一个屋顶，放到四面墙上。
从私密性的角度来说，竖着的四面墙是最重要的。但为啥造房子最重视这个横着的房顶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我读土木工程第一课，就说土木工程是一门和重力对抗的科学。竖着的墙也好，柱子也好，都是直接承受压力，而横着的房顶，或者从你楼上的视角来看是地板，则是一半承受压力一半承受拉力。具体来说，就是下半部有被拉长的趋势，是受拉的，上半部有被压缩的趋势，是受压的。
能承受压力的东西，世界上很多很多，比如说石头。水泥其实就是把特定的石头磨碎再烧一下，加水重新凝结成石头。随便挖点土，晒干了就是土坯，可以拿来砌墙。用火烧成砖，建十几层高的房子也毫无问题。全世界几十个文明，几乎没有哪个文明为砌墙费太大的力。
能承受拉力的东西就不太好找了，因为几十亿年来，重力把大多数东西都压缩到一起。大多数从地里面挖出来的东西都很重。一旦横着架空起来，自身的重力就把自己压断了。跨度不能太大，隔几步就要设一个柱子。我们看雅典卫城，修的那么高大，门前密集的排列柱子。就是怕上面的梁断掉。实际跨度并不比一个草房大很多。论内部采光和保温可能还不如土房子。所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只能给神庙用，脑袋正常不会住这种性价比极差的房子。
还有一种办法是住窑洞。在比较稳定的地层里挖洞。不过，除了陕北那种降水少，坡地多的地形。其他地方并不适合挖洞。因为采光不好，下雨就容易塌掉。原始人不会造房子才会住窑洞。文明人只要有办法住房子也不会住窑洞。包括陕北的农民，一旦富了。首先的选择就是盖房子。只有穷的没办法的人才住窑洞。我们注意一下传统的文艺作品，窑洞往往和“寒”字联系起来。叫寒窑。黄梅戏天仙配里有一句“寒窑虽破能遮风雨”，秦腔王宝钏的故事里，也说“寒窑十八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黄梅戏流行的地方是安徽，王宝钏虽然是陕西人，但她那个寒窑的遗址现在还在，不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而是在西安南面，是标准的平原。这些文艺作品无意中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穷的没办法才住窑洞。正常的夫妻是不会去住这种地方的。所以我们还得盖房子。找点能承受拉力的材料来解决屋顶问题。
真正可靠的方式是靠木头。树不是长在地层里的，长那么高，受风影响很大。凡是不能承受一定拉力的木头都被风拔起来了。所以我们横“梁”的“梁”字下面是木头。
不过木头也有问题，容易着火，容易烂，强度不够。最重要的是这东西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非常稀少，直到90年代初，一套家具还是结婚时非常重要的筹码，当时讲究说多少条腿，32条腿就非常有面子了。我们是农业民族。农业发达的地区没什么森林，所有人都用木头盖房子的结果就是生态崩溃。中国森林覆盖率到1949年已经低到8%了。考虑到当时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没法开发，这意味着中国有人住的地方已经没什么树了，水土流失导致中国年年成灾，已经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状态。
当时北京城外就是沙丘。离城有多近呢？从天安门往西走，现在房价3万块的地方当时都是流动沙丘，步行3个小时就能见到小型沙漠。北京隔几年就会有一两次沙暴刮到白天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现在北京南面，要修北京二机场的地方也是沙丘。焦裕禄在河南兰考县，对付的是货真价实的沙漠。所以，靠木头盖房子，我们中国人就必须在居住拥挤和饥荒人吃人之间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至于说每对恋人都能有独立的房间，那想都别想。
解决这个问题靠什么呢？靠钢铁。只有钢铁才能在建筑里承担拉力，而且给每个中国人都提供自己的房间。大家有空可以观察一下工地上的预制板，可以看到，钢筋靠下承受拉力。水泥主要承受压力。就是因为有了足够的钢铁用来造房子，我们才能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让大多数人有房子住。让年轻人都有自己搞浪漫的空间。
中国现在每年造七八亿吨钢铁，是世界钢铁产量最多的国家。所以，中国现在虽然应付的手忙脚乱，但还是给每年两三千万结婚的人准备了婚房，给你们谈恋爱提供了基本的空间。你们可能会觉得今天的房价高，租金高，这我也承认。但是，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比，这依然房价相对收入最低的年代。是历史上第一次2个20多岁年轻人靠平均水平的收入就能租一个独立空间的年代。就像我前面说的，你现在觉得房价高，恰恰说明你在大多数城市还有能力买得起、租得起房子，而且买得起远远超过历史上平均水平的住宅。50年代上海建设建国后第一个住宅小区曹杨新村的时候，大户型是20多平米，小户型是15平米左右，就这还被看做豪华住宅，让绝大多数上海人羡慕。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之前的情况。我80年代经常听说兄弟两个为一栋土房子打的你死我活的事情，因为当时农村也是没房子不可能结婚。90年代我家盖房子的时候，我爷爷就感慨，说过去三代人盖一次房子，现在一代人能盖三套房子了。
不过，有足够钢产量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我小的时候，钢铁产量都是以千万吨为单位的。直到1996年，就是在座可能已经有人出生的时候。中国钢产量才达到一亿吨。不过那时候中国已经有12亿多的人口了。再往前，中国钢产超过1000万吨是在1965年，那年中国已经7亿多人了。如果说钢铁可以制造爱情，之前中国的爱情是谁造的？
这个问题极端一点说，依照今天的定义。在中国有了像样的钢铁工业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就是没有爱情这个概念的。而且原因还不仅仅是缺造房子的钢筋。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不存在普遍教育，尤其是不存在男女同校的普遍教育。现在中国13亿人口，每年小学和中学入学人数都是2000多万人——和每年结婚人数差不多。这意味着所有人在结婚之前，基本都和同龄男女相处过十几年了。这是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没有过的宝贵经验。
为啥以前的人不这么干呢。首先是送孩子上学没效益，尤其是送女童读书没啥效益。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所以必然没有足够机器，也没有技术。不管你学了多少知识，出来还是手工劳动，还是扛着锄头挖地。所以上不上学的也没啥区别。其次呢，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超过200公斤，是我父亲这一代人才做到的事情。之前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每年都饿死几百万人，大多数人都在饿不死和吃不饱之间的状态。大部分人只能活个四五十岁，40出头已经老的开始丧失很大一部分劳动能力了。送十几岁已经能干活的孩子脱产读书十几年，实际是上浪费了1/4的劳动力。在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这差不多能让一个家庭破产了，下一步就是卖身为奴或者饿死街头。所以没人读书。
不上学，就是说在童年和成年之间没啥过渡段。十四五岁，一旦能承担劳动，你就是个成人了。可以结婚生子成家立业。20岁左右不结婚，就有人操心你是不是有啥问题。这等于说你十二三岁的时候，家人就要开始给你找对象。十二三岁的孩子显然既谈不上懂感情，也谈不上懂人生。给自己选配偶显然是胡闹。所以那时候都是父母帮你选配偶。或许你们会有感情，或许不会，但起码父母能从过日子的角度考虑，选一个性格和家庭背景都合适的人和你搭伙过日子。这肯定不是在座各位想要的爱情。
前面我谈了那么多，总结下来可以这么说。今天的现代人，尤其是在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以后上小学的这一代年轻人。你们的婚恋模式，你们认为天经地义的婚恋观，都是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一个副产品。你们认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们的世界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以及其他基本工业品人均产量超越世界平均值的结果。
前面讲了2个小时，内容比较零散，说了很多杂七杂八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可以用一句话做个总结，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背景决定社会文化，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中学的政治课是不是和我过去很像，是不是也在政治课上学到过这句话，但如果今天的讲座能让你们对这句话加深一点印象。今天的讲座就不白讲。
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这句话呢？因为各位来参加这个活动，目标显然不仅仅是希望将来比同学赚更多的钱，升职比同学更更快，而是希望将来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的去改造社会。在设计未来的时候，美好的理想和让人敬佩的道德标准当然很重要，但仅有这两点，还不够你们去设计一个完整的社会。
既然物质基础会影响社会的文化，会决定普通人可以怎么生活，你们在考虑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怎么做是对的，更要考虑如何给这个生活方式配上合适的物质基础，如果技术能力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强行设计一个看起来美好的社会，肯定会迅速失败的。最近，全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委内瑞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普通人连饭都吃不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国家的福利太好，政府设计的社会太美好，超出了经济和技术水平，结果把一个资源非常好的国家变成了地狱。今天谈物质基础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是否满意我的讲解。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很高兴能和你们这批21世纪公民交流。因为这个时代发展太快，稍微不注意就会掉队，如果不经常和年轻人打交道的话，我担心我很快就会成为只会怀旧的老古董。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听听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世界观，让我看看到21世纪才记事的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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